一、案情

　　被告人刘某，男，27岁，某国有银行某县支行储蓄所主任。

　　刘某平时嗜赌。1997年间，刘某在赌场上屡屡失利，生活极为窘迫。刘心有未甘。1998年春节，刘暗暗发誓，一定要想法子弄点钱来，赌把“大”的，尽快摆脱困境。同年3月4日，刘某利用其身任主任、担任取库款之便，采取取存单据不入帐的手段，中途截留现金10万元，准备在赌场上“大获全胜”后，于月底再神不知、鬼不觉地将其归还。未曾料在此期间，刘某的赌友皆因各种原因不能陪其“尽兴”，到月底时，这10万元一直都没有派上用场。因害怕被人发觉，刘某不得不在4月4日归还了这笔公款。

　　二、问题

　　挪用公款罪既、未遂的区分标准是什么？

　　三、研讨

　　（一）挪用公款罪既、未遂判定标准的理论分析

　　挪用公款罪既、未遂的判定标准，在理论和实务界素有争议。一种观点认为，“挪用”，用文义上分析，应包括挪动和使用。因此，只有挪动并实际使用了公款的，才构成挪用公款罪既遂，换言之，如果是挪而未用，即在挪动公款后尚未实际使用的，应认为是挪用公款罪未遂。[1]另一种观点则认为，挪用公款罪的既遂，并不以公款是否已被实际使用，而是以公款的占有权是否已被非法转移为标志，即使是挪动公款后尚未及使用的，仍然应当认为已构成既遂的挪用公款罪，而不能认为是挪用公款罪未遂。

　　我们同意后一种观点。理由是：（1）对“挪用”一词，更为妥当的理解应是为用而挪，其中“挪”是挪动，即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擅自将公款的占有权非法转移到自己的名下：“用是使用，即让自己或他人非法使用挪占的公款。前者是手段，后者是目的；前者属于犯罪构成要件的客观范畴，后者属于主观范畴，属于目的要件。因为，一旦公款被非法挪动，即公款的占有权被行为人非法转移到自己或他人手中，此时，公款的占有权、使用权、收益权就已经遭到实际侵害，危害结果即已发生，至于公款是否已被实际使用，对此毫无影响。若以公款是否被实际使用作为挪用公款罪犯罪既遂的标志，不利于保护公款的合法占有权、使用权和收益权，有轻纵犯罪之嫌。（2）若以公款被实际使用作用挪用公款罪既遂的标准，认为使用行为是本罪客观方面的一个要件行为，将意味着一旦使用人使用或准备使用公款，不论其事先有未与挪用人共谋，指使或者参与策划取得挪用款，只要他明知该款是由挪用人挪占的，都将要与挪用人构成共同犯罪。而这显然与《解释》第8条的规定不符。

　　（二）对所举案例的定性分析

　　本案之被告人刘某的行为，已构成挪用公款罪，这应该不存在什么争议。但是，是构成犯罪既遂，还是犯罪未遂呢？我们认为应构成犯罪既遂。根据上文的分析，挪用公款罪的既遂，应当以行为人是否已非法占有公款为标志，已将公款转为自己非法控制的，则构成既遂，否则便是未遂，至于行为人有未实际使用公款，对犯罪既遂的成立则无影响。而从案情来看，本案之被告人刘某显然已取得了10万元公款的非法占有权，因此，虽然其没能实际使用该笔款项，其行为也已构成挪用公款罪既遂。

　　（周加海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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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[1] 参见高铭暄、王作富主编：《中国惩治经济犯罪全书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1002页。

　认定本罪，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：

　　1．犯罪既遂与未遂的界限

　　已经将假币制造出来的，构成犯罪既遂；伪造行为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完成的，构成犯罪未遂。

　　2．一罪与数罪的界限

　　根据刑法第171条第3款的规定，伪造货币并出售或者运输伪造的货币的，按照伪造货币罪定罪并从重处罚，而不能实行数罪并罚。我们要正确地理解这一规定，即行为人伪造和出售、运输的假币必须具有同一性，即行为人出售、运输的必须是其自己伪造的。如果行为人除了伪造货币外，还出售、运输了非共同犯罪人的他人伪造的货币的，应当以伪造货币罪和出售、运输假币罪数罪并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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