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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罪构成/抢夺/抢劫/罪刑均衡

　　抢夺罪是侵犯财产罪中的一个罪名。在犯罪构成上，抢夺具有与抢劫相似之处。但是，抢夺行为具有的非暴力性特征，成为抢夺罪与抢劫罪的重要区别。由于抢夺罪不具有侵犯人身权利的性质，所以立法上以抢夺财物的数额是否较大作为罪与非罪的量的界限。而具有侵犯人身性质的抢劫犯罪，抢劫财物的数额大小并不影响犯罪构成。可见，刑事立法对抢劫罪和抢夺罪的社会危害性评价是轻重有别的。然而，依照刑法规定，实施抢夺行为，在两种情况下可以依法以抢劫罪论处：一是，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，抢夺之后，为窝藏赃物、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，转化为抢劫犯罪；二是，根据第二百六十七条二款，携带凶器抢夺的，依照抢劫罪定罪量刑。在此，笔者准备对第二种情形的法律规定的适当性进行分析。
　　　　　　一、犯罪构成性分析
　　“所谓构成要件（犯罪构成要件）这个刑法专用术语，一般来说起源于德国刑法学的犯罪论。早在一七九六年，德国刑法学家库莱茵在诉讼法上开始使用构成要件一语，后来逐渐作为实体法中的用语来使用。”[1] 不论在大陆法系，还是在英美法系，犯罪构成都被作为一种模式，以此对某种行为进行犯罪性评价。在现代刑法理论中，犯罪构成更是罪刑法定的基石。在我国刑法理论中，犯罪构成是犯罪论中的重要内容，不论是区分罪与非罪，还是辨别此罪与彼罪，都离不开犯罪构成理论。所以，我们首先对抢夺罪与抢劫罪的构成进行比较分析。
　　“抢夺罪，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乘人不备，公然夺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。”[2] “抢劫罪，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当场使用暴力、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。”[3] 根据概念分析，抢夺罪和抢劫罪的基本构成差异可以归纳如下：（1）客体上存在差异。抢夺罪只侵犯财产权，不侵犯人身权； 而抢劫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，既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；又侵犯了财产权。（2）客观方面表现不同。抢夺罪是乘人不备，公然夺取他人财物；抢劫罪必须使用暴力、胁迫或其他方法劫取公私财产。（3）主体要求有差异。 抢夺罪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必须是年满16周岁；而抢劫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是年满14周岁。（4）主观方面存在差异。抢夺罪的故意内容只能是对夺取财物具有认识和希望的心理；抢劫罪的故意内容既包括对夺取财物的认识和希望，还包括对人身侵害的认识和希望心理。因此，抢夺罪与抢劫罪性质有较大的差异，而其主要差别就在于是否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。抢夺罪的特点在于强力抢夺财物，强力作用于物。而抢劫使用的暴力，直接作用于持物人。正是基于这一影响社会危害性大小的关键特征，刑法在两罪的量刑上也有较大差异。所以，必须认真区分两种犯罪类型。
　　但是，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，“携带凶器抢夺的，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”。即按照抢劫罪定罪处罚。“携带凶器抢夺”在犯罪构成上是否具备了抢劫罪的性质呢？笔者对此提出质疑。
　　第一，从侵犯的客体来看，携带凶器抢夺，侵犯他人的财产所有权是确定无疑的。但是，该行为是否具有侵犯人身权利的性质呢？从词语的一般意义上理解，“携带”只能表明一种状态，即行为人随身带有凶器。而行为人是否利用和如何利用凶器，“携带”一词并不能表达。有观点认为：“携带凶器实施抢夺犯罪，比没有携带凶器进行抢夺的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得多，携带凶器极易强化犯罪心理、极易造成暴力犯罪的适合终后果，这类犯罪案件为数不少，应当从严打击，故对于实施抢夺行为时携带凶器的，应以抢劫罪定罪量刑。”[4] 这种对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推断具有一定的可能性，但是，这种推断不能作为认定行为人侵犯人身权利的充分理由。因为行为人携带凶器，存在使用和不使用两种可能。第一种情形是：携带并使用了凶器行凶或者显示凶器威胁而夺取财物。这种行为既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，又侵犯了财产权利，其行为性质是抢劫而非抢夺；第二种情形：携带凶器没有使用，或者非针对人身的使用（如用刀割断皮包带）夺取财物。此种行为因为并未侵害人身权利，认定抢劫与犯罪构成原理相背。从法律规定的本意分析，第一种情形用抢劫罪的现有规定完全能够解释，不必另行规定。“携带凶器”抢夺，显然是针对第二种情况进行的规定。如果一定要将此种“携带凶器抢夺”行为认定为抢劫，就会形成理论上的悖论：侵犯人身权利不是抢劫罪的基本构成要件。如此推理，抢劫罪与抢夺罪根本无法区分。
　　第二，从行为特征上看，“携带”凶器的状态与侵犯人身的后果不具有因果关系。从抢劫罪的行为来看，侵犯人身的方式有暴力方式、胁迫方式和其他方式。其中，暴力方式是直接对被害人身体实施物理打击，阻止和压制被害人的反抗。胁迫是对被害人实施非物理性的精神压制，使被害人不敢反抗。抢劫的其他方式是指能对使被害人处于不敢或不能反抗状态的、暴力和胁迫以外的方式，如药物麻醉、致昏等。由于法律规定的“携带凶器抢夺”所表达的，只能是行为人没有针对人身使用的状况，首先它不属于使用暴力。“携带”凶器所描述的只能是一种状态，不能表明行为人是否使用凶器。那么，“携带”凶器的意义能否与抢劫罪的胁迫和其他方式等同呢？作为抢劫罪的胁迫和其他方式，是指可以使被害人不敢或不能反抗的方式。单纯的“携带”凶器是否会使人不敢或不能反抗呢？事实上，对此问题回答“是”或“不是”，都只能证明“携带凶器抢夺的，以抢劫罪定罪量刑”的表述不合适。如果作肯定回答“是”，则承认“携带凶器往往会使被害人产生恐惧感或者精神受到强制，从而不敢进行反抗”。[5] 而此种情形已经符合抢劫罪的行为方式，没有另行规定的必要（何况我们还不能作出这种回答）。如果作否定回答“不是”，携带凶器抢夺便不具备使人不敢反抗的胁迫性质，因而也不符合抢劫罪的构成，例如，抢夺的行为人在未出示凶器的情况下夺取了财物，那么，他所携带的凶器根本不会对被害人产生任何作用。即使行为人显露了凶器，只要没有针对人身，也不可能达到精神强制的胁迫效果。所以，将“携带凶器”作为独立的行为特征来判断，并以抢劫罪论处显然是不合适的。

　　第三，从主观方面来看，仅以“携带凶器”来判断行为人的主观心态，并以此作为定性的根据是不可靠的。因为“携带凶器”并不表明行为人一定具有实施人身伤害的意图。我们只能通过行为人“使用”或“利用”的进一步行为才能判断其主观心理。如果仅就“携带”状态对行为人的心理作出某种推断，必将导致客观归罪。“携带”的状态相当于刑法上的“持有”，刑法上对“持有”犯罪的规定已经表明，不能从某种状态（如非法持有违禁品）来推断行为人具有的可能心态，并以此推断定罪量刑。例如，不能因为行为人持有了毒品，就当然认为行为人会运输或贩卖毒品（虽然这种推断具有很大的可能性），并以运输或贩卖毒品定罪量刑，而只能以“持有毒品罪”来定罪量刑（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）。退一步分析，从“携带”的表象推断，即使不能排除行为人可能存在人身侵害的意图，也只能作为行为人一种内心活动状态，在其未外化为具体行为时，不能认定其犯罪故意内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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